• 一张毕业证引发的流浪人生:大学生失踪16年后回家-中

  • 发布日期:2020-06-13 06:35   来源:未知   阅读:

  廖银超的额头上总是别着一个黑色眼罩,吃饭睡觉、行走站立都不摘下??并非为了遮光,而是用于固定右颈部的半透明导管。这条导管用于慢性肾病终末期的血液透析。

  一个多月前,41岁的廖银超刚刚结束了长达16年的流浪,被亲人接回重庆大足的老家养病。

  如果不是突然晕倒就医,那些在东莞与他一起漂泊的伙伴们不会想到:这个从不愿吐露家人信息的内向工友,曾是一名大专医学生,因拿不到毕业证赌气南下,切断与所有亲朋的联系,成为流浪汉。

  公益寻亲组织的志愿者们遇到过形形色色的流浪者:神志不清迷路的老人;沉迷游戏或与家人赌气离家的青少年;想到大城市打拼的农民工;期待值更高但连遇挫折的大学生。

  廖银超离家时20来岁。再回家,已满头白发,性子更沉默。那个如今看来显得冲动鲁莽的决定,就像一个漩涡,拉拽着他的命运不断向下。

  时隔16年重返家乡

  接到那通来自广东的电话时,身在重庆的廖英一度以为是诈骗。那是今年三月底,距离她的堂哥廖银超莫名与家人失联,已经过去了16年。

  意识到儿子失踪的前几年,廖银超的父亲去过好几趟四川寻人。

  从读书的泸州、到省会成都、再到儿子实习过的地方,能联系的同学朋友都问过,学校也跑了好几趟,皆无功而返。

  村里一度流传,“廖家的这个娃儿是被搞进传销组织了”,后来又转向更悲观的方向,“这孩子估计是没了”。

  从2017年开始,廖英的寻亲帖就出现在朋友圈、论坛、贴吧和网络社区,但从未收到回音。

  当寻亲公益组织的志愿者给她发来照片,她激动得手发抖,“就是我哥,虽然头发都白了,但还是能认出来啊。”

  廖银超1米68的个子,110斤的体重。与家人失联的这些年,他化名“文志伟”,一边流浪一边打零工。他的回家之路是从他在东莞的一个工地晕倒送医开始的,因病情严重一度进入ICU抢救,治疗费超过十万元。

  右颈部的留置导管,是身患尿毒症的廖银超血液透析的生命通路。新京报记者杜雯雯 摄

  起初,廖银超拒绝与寻亲志愿者和医护交流。“比起让家属相信志愿者的身份,要获得流浪者本身的信任是一件更困难的事情”,参与救助的“让爱回家”东莞万江服务队队长陈敬宏对此并不意外。

  廖银超并不愿告诉陈敬宏自己的真实姓名和家庭住址,但当他得知医院考虑他情况特殊,免除了十余万的治疗费用,他松口了。

  陈敬宏所在的公益组织,他们将这种寻人过程称为“逆向寻亲”,是志愿者发现流浪者后,通过劝导沟通、再与公安部门配合技术手段协助甄别信息,精准寻家。

  1500公里外的廖家父母想的是,“人回来了就是好的”,于4月底,驱车前往东莞将廖银超接回了重庆大足老家。

  回家的当天,家人为他特意买了一束鲜花,欢迎他的喜庆红绸也是提前备好的。天下着大雨,前来探望他的亲属挤在老宅,屋里坐不下,大家干脆在门口的院坝搭起大棚,十人一张的大木桌,满满当当坐了五桌。

  整个廖家,在廖银超回来之前,只留存着一张他的照片。

  那时他20来岁,头发偏分,白衬衣外面套着一件条纹相间的白蓝色V领毛衣,脚上踩着一双当时很流行的白色厚底旅游鞋。再回家时,他已满头白发,性子更沉默。

  回家后的日子,廖银超开始两点一线的生活。每周二、四、六,他就要前往重庆市双桥经开区人民医院进行血液透析。

  躺在10层血透中心病床上的那四个小时,是他身体感觉最轻松的时候:深红色血液沿着弯曲的导管送进床边半人高的白色机器中,滤掉有害物质与多余水分,经过净化输送回体内。

  医院诊断书上,记录着疾病在廖银超身体上留下的痕迹:慢性肾脏病五期(尿毒症期)、肾性贫血、矿物质与骨代谢异常、高血压三级(很高危)、高血压性心脏病、心力衰竭、慢性胃炎。

  透析A区病房里可以同时容纳13人进行血透,廖银超算是这里的新面孔。新京报记者杜雯雯 摄

  一张毕业证引发的失踪

  廖银超的失联是毫无预兆的。

  在堂妹廖英的记忆中,最后一次见到堂哥是在邮亭镇元通村的老家。2003年6月的一天晚上,堂哥去她家玩,当时还提到说,“第二天要去学校拿毕业证了。”

  廖银超说,他2000年考上原泸州医学院三年制专科,中西医结合专业。19岁时,他还曾跟着村里小有名气的一位医生学过医。

  从家里离开后,亲妹妹廖建超曾在2004年的农历二月初四接到哥哥的最后一通电话,那一天是她20岁的生日,她印象深刻。但电话里并无异常,哥哥还是和往常一样,问候父母。

  但从那之后,这位在上大学前从未踏出过重庆大足的年轻人,消失了。

  时隔多年,廖银超也说不清楚当年为什么会突然萌生那样的想法,只记得临近毕业的那次期末考试后,他成绩未过,收到了无法拿到毕业证的通知。

  “同寝室的五个人中,我是唯一一个不能顺利毕业的学生。”毕业季的一个上午,他从学校坐了一个多小时的公交车到内江火车站,只身踏上了成都的火车,那时全身上下只有300多元,是他一个半月的生活费,行李箱里也只有几件衣服。

  徘徊在成都火车站的那几天,他曾在附近餐馆询问是否招人,听说福建沿海城市好找工作赚得多,便南下福建。

  前七年,他一直在福州闯荡,进出过大大小小的制鞋工厂,当临时工。2010年9月,听说东莞打零工收入不错,他和另外两个工友一起,坐了10个小时大巴车到了广东,一待就是10年。

  与廖银超打了十几年交道的梁建安,是最了解廖银超在外生活的人。他们曾一起在福州和东莞进出厂,同吃同住。

  老梁记得,第一次见到廖银超,他20来岁,娃娃脸像个小孩子,头发有些少年白,跟着几个年龄相仿的伙伴在流浪。

  刚认识的时候,廖银超提过自己曾在泸州学中医,是个大专生。小学文化的老梁笑着没当真,还打趣他。

  流浪人生:一直使用假身份生活

  在南下的途中,廖银超丢失了自己的身份证,但他不愿回家补办,便开始使用“文志伟”这一假身份继续生活??这是他在福州捡到的一张身份证复印件,这个出生于1984年、四川地址的文志伟,与他身份相近。

  十几年来,他最熟练的工种是用高周波机器给鞋子压上商标。 在厂里干活,每天十小时是常事,周末也不休息,这是计件月结的行业,多劳多得。事实上,早些年,廖银超南下打零工的收入还算可观。

  2010年时,廖银超打工的最高月收入将近5000元,但并不是每个月都有活儿。他和其他流浪者一样,赚到钱了便休息,钱没了再出去找活儿。

  廖银超本就不是话多的人,但凡见过他的亲朋、工友、医生都用了同一个词来形容他的性格:内向。从没听说过他得罪人,也未与人发生过争执。

  他描述自己过着“宅男”一样的生活,没交女朋友,唯一的爱好是看书。在他那部花了2900元购置的vivo手机里,相册里没有一张他自己的生活景物或是自拍合影,线上看书的软件倒是下载了好几个。

  厂子附近就有租书的摊位,武侠小说是他的最爱。他说不清为什么喜欢,只是觉得这个爱好省钱,1本书看一整天只花1块钱。他的口头禅也与书有关,“按照书里面的说法……”

  更重要的原因是,没有身份证带来的麻烦局限了他的生活。火车飞机都无法乘坐、连办理手机号、银行开卡都需要借用朋友的身份信息。工资通常是发现金,生病了也只能去小诊所。

  移动互联网迅速向前的年代,廖银超却犹如身处断层。直到回到重庆老家补办了新身份证,他才注册了微信。

  十几年前远走他乡,他说自己曾憧憬过许多美好,那些阳光的、自由的、新鲜的生活,后来才发现现实不同于幻想,找不到活儿、进不了厂、没有熟人的日子令人崩溃,还有被老板克扣工资的时候,他更觉无助。

  他也曾思念家人,在手机上搜索重庆大足、父母妹妹的名字,没找到什么有效信息。内心的想法也从最开始的“在外面做出点成绩就回去”,转变为“这么多年还是这样,昏昏庸庸”。

  这些苦楚还能忍受,直到身体日益显现的病痛击垮他。

  2016年开始,廖银超出现高血压,总是头昏脑胀,高压数值最高时飙到200多mmHg。2019年7月开始,状态更差了,频繁呕吐,饭量直线下降,体重在一个月内骤降10斤。

  生病之后,他坚定了“更不能回家”的念头。

  儿子回家后,家人亦不敢追问他在外流浪的细节,怕他受刺激再次离开。新京报记者杜雯雯 摄

  去年一年,公益组织救助了46名大学生流浪者

  与廖银超类似的案例,仅在2019年,“让爱回家”就救助了46名大学生流浪者。

  志愿者们遇到过形形色色的流浪者,大概分为四类:神志不清迷路的老人;沉迷游戏或与家人赌气离家的青少年;到大城市打拼的农民工;期待值更高但连遇挫折的大学生。

  创始人张世伟从2001年就开始零散救助流浪者,他观察到一个变化:十年前街头流浪乞讨的主要是老人小孩,现在年轻人的比例越来越多,送返流浪人员回家的省份中,广西、湖南和四川的人数位列前三。

  那些宁愿露宿街头也不愿回家的理由各不相同,比如排在前几位的是:赚不到钱没有面子、离婚、跟父母闹矛盾、父母双亡等等。

  陈敬宏把志愿者救助比作流浪者和亲属间的桥梁,“其实经过劝说救助,10个人里面有9个都愿意回家。”

  三年时间里,他陆续救助的流浪者中,年纪最小的只有18岁,年纪最大的是70多岁,男性居多。有接近30%的人和廖银超一样,没有身份证,漂泊在外打零工,通常寄宿于桥洞、绿化带和公园凉亭,成为五金、电子厂的临时工,或是在网购节日密集的下半年,找到一份快递员或搬运工的工作。

  “我觉得这是缺乏社会教育,我们成长的教育体系大多只是知识教育,教你考高分,但没教你遇到挫折之后怎么化解。”张世伟说,那些主动选择流浪的大学生们,既有国内名校的高材生,也有海外归来的留学生。

  2018年“让爱回家”曾救助过一位姓曹的流浪者,已在外游荡14年。被发现时,曹某身体已有多处溃烂,经志愿者沟通后才得知,这是一位重庆大学毕业,留德两年的海归。曹某因在海外打工被认定为非法劳工,遣送回国后学历档案被消除,打工一路不顺,因此丧失对生活的信心。

  那些比普通流浪者拥有更高学历的大学生流浪者,大多在离家的初期对自己抱有很高的期待值,为自己预设了更高的目标,当屡次遭遇不顺,便无法面对家人。

  于是,像廖银超一样,他们大多选择一边流浪、一边打零工果腹的生存状态。那些逃避现实的状态,在张世伟看来是一种内心自私的行为。

  在被志愿者找到,并成功送回家的流浪者中,有不到2%的人会跑出来再次成为流浪者。但更多的人会重新开始新人生。张世伟说,他们曾救助过一位身陷传销15年的大学生,在街头露宿被救助回家后,重新学习网络找到了月薪14000元的工作。

  家族阴影:妹妹从未走出过老家

  从邮亭镇上的一条小巷右拐,就能找到通往元通村的路。

  村里年轻人不多,大多剩下老人和小孩在家。条件好一点的人家,跑到街上去买了明亮宽敞的商品房,条件差一点,也都在村里翻新了老房,贴上亮白的瓷砖。

  廖家的老宅紧挨着一片竹林,这栋有着30年历史的二层砖房,几乎是村里最破旧的。

  外面下雨,家里便漏雨。二楼屋顶的瓦片参差耷拉着,蓝白条的塑料布被压在瓦片下兜水;每个房间的墙壁都发霉破损,露出粗糙的砖体;家里杂物凌乱,几乎找不到一件完好像样的家具。全家最显朝气的是堂屋墙上妹妹一家的春节合影,以及孩子们满墙的奖状。

  村里条件好一点的家庭大多在城里买了房,只有廖家的二层砖房还维持着30年前的模样。新京报记者杜雯雯 摄

  廖家老父母年迈,每月收入都来自低保。家里唯一的男性青壮年是廖银超的妹夫,在工地上帮人开车拉材料赚些家用。

  家里经济窘困,但妹妹还是花费千元专门给哥哥添置了一张淡黄色的新床,那是家里唯一完整的家具,廖银超蓝色的衬衣、黑色的裤子通通是新买的。母亲还特意买了鸡和鸭,50元一只,散养在家里,养肥了给儿子补身体。

  过去,妹妹只需照顾父母和孩子,如今担子更重了。廖银超的状态并不算太好,即便坐着也不能太久,大部分时间需要卧床休息,连洗脸洗脚都需妹妹上手帮衬。

  廖银超话少,家人与他相处便也小心翼翼。回家至今的40来天,大家达成了共识,只做关怀的举动,不敢深入多问,生怕失了分寸刺激他再跑掉。

  廖银超的床,是妹妹花了千余元买回来的,也是家中为数不多的完好家具。新京报记者杜雯雯 摄

  廖银超还在家的那些年,廖家的生活并不算难过。那时,全村人的生计大多依托附近的五金市场,家家户户都做不锈钢刀这一行。

  在当时的元通村,廖银超是唯一的大学生,还是学医,算得上是全家人的希望和骄傲。家里人曾畅想过廖银超毕业后的生活规划,回到镇上开个小诊所,能养家就行。

  为了给儿子读大专攒学费和生活费,廖银超的父亲成了村里数一数二能吃苦的人,通宵不休息是常事。一把刀的卖价是2块5,刨去成本能赚一半,一家人一天能做几十把,钱实在凑不够还曾借债。

  但廖银超的突然失踪,让这个家庭不断向下。

  堂妹廖英清楚记得,堂哥失踪后的一年春节,寒冬腊月的天气,廖父在自家田里大哭。

  廖父不止一次出现过轻生念头。女儿女婿曾发现他偷偷购买农药,被家人拿走。还有一次,他跑到附近的一个崖边想跳下,被廖英的父亲拦下。家人说,廖银超的母亲也偶尔神志不太清醒。

  廖银超莫名失联的恐惧也深植在廖家人的心里。

  妹妹廖建超已经36岁,从没走出过大足,也不被允许外出上班。婚后,她和丈夫前前后后生育了5个孩子,最大的16岁,最小的9岁,“或多或少都是受到‘那件事’的影响”。

  堂妹廖英毕业于重庆师范大学,高考那年想报考外地学校,被家人劝说阻挠。廖家的一位小辈侄女,曾找了甘肃的男朋友,遭到全家反对,最后的结婚对象被指定为家门口知根知底的男人。

  每天下午三点到五点,村里的广播会定时播放音乐和资讯。家人们会搬个凳子到院坝来听,这是一天中这个家里最充满生机的一刻:鸭子和鸡群从这头跑到那头,一只瘦弱的灰色猫咪会跳上桌子翻找遗留的食物,掉毛的黄狗趴在猪圈门口。

  这十几年唯一不变的是家中时不时飞进飞出的燕子,它们衔来黄泥和小枯枝,在廖家堂屋高高的墙壁处搭了一个窝,还在里面诞育了幼雏。

  文 | 新京报记者 杜雯雯

【编辑:陈海峰】